“在这一危机时刻，我们面临两个至为重要的抉择。第一个是在极权主义监控和公民赋权之间的抉择。第二个是在民族主义孤立和全球团结之间的抉择。”

本文翻译以色列历史学家、《人类简史》、《未来简史》和《今日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2020年3月20日在《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分析新冠病毒全球蔓延之际，世界所面临的两大抉择。

原文：yuval noah harari, the world after coronavirus, march 20, 2020

原文链接：https://www.ft.com/content/19d90308-6858-11ea-a3c9-1fe6fedcca75

picture source: https://elpais.com/cultura/2020-03-21/yuval-noah-harari-la-mejor-defensa-contra-los-patogenos-es-la-informacion.html

人类正面临一场全球危机。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危机。人们和政府在未来几周所做的决定将塑造未来若干年的世界。这些决定不仅影响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还将影响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我们必须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我们还应该考虑我们行动的长远后果。当我们在不同方案之间抉择时，我们不仅应该关注如何克服迫在眉睫的威胁，我们还应该关注一旦风暴过去，我们将生活一个在什么样的世界里。是的，这场风暴终将过去，人类将会生存下来，我们大多数人仍将活着，但是我们会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许多短期应急措施将永久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是紧急状况的本质。它们加快历史进程。正常时期可能需要数年审议的决定在几个小时之内就通过。尚不成熟甚至危险的技术被迫投入使用，因为不作为的风险更大。整个国家都成为大规模社会实验的小白鼠。当全社会每一个人都在家工作，进行远程交流时会发生什么？当所有中小学和大学都网上授课时会发生什么？在正常时期，政府、企业和教育委员会绝不会同意进行这样的实验。但现在不是正常时期。

在这一危机时刻，我们面临两个至为重要的抉择。第一个是在极权主义监控和公民赋权之间的抉择。第二个是在民族主义孤立和全球团结之间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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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遏制流行病，需要所有人都遵守某些规则。实现这一点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由政府监控人们，并惩罚违反规则的人。今天，在人类史上第一次，技术使全天候监控所有人成为可能。50年前，克格勃既不可能一天24小时跟踪2.4亿苏联公民，也不可能奢望高效处理收集到的所有信息。克格勃依靠人类特工和分析人员，却无法让人类特工去跟踪每一个公民。但是现在政府可以依靠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和强大的算法，而无须再依赖于有血有肉的人类特工。

在对抗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病的战斗中，好几个政府已经采用了新的监控工具。最突出的例子当属中国。通过密切监控人们的智能手机，利用数亿个人脸识别摄像头，并要求人们测量和报告自己的体温和医疗状况，中国政府不仅可以快速识别疑似新冠病毒携带者，还可以跟踪他们的出行，并识别他们接触过的任何人。有一系列的手机移动应用提醒市民他们周围确诊病人的距离。

这一类技术不仅限于东亚。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最近授权以色列安全局采取通常用于打击恐怖分子的监控技术来追踪新冠肺炎患者。当相关议会小组委员会拒绝批准这项措施时，内塔尼亚胡以“紧急法令”之名强制通过。

你可能会辩解，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鲜事。近年来，政府和企业都在使用日益复杂的技术来跟踪、监控和操纵人们。然而，如果我们不留神的话，新冠肺炎流行病可能标志着监控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不仅是因为它可能使在迄今为止仍然拒绝使用大规模监控技术的国家里使用大规模监控正常化，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标志着从“皮上（over the skin）”监控到“皮下”监控的戏剧性转变。

迄今为止，当你的手指触摸智能手机屏幕并点击链接时，政府想知道你的手指到底在点击什么。但是对于新冠病毒，兴趣的焦点转移了。现在政府想知道你手指的温度和皮肤之下的血压。

当我们试图搞清楚对于监控持何种立场时，我们面临的其中一个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如何被监控的，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监控技术正以惊人速度发展，十年前看似科幻的东西已成为今日旧闻。让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想象一个假想的政府，要求每个公民全天24小时佩戴一个监测体温和心率的生物识别手环。政府算法储存和分析所产生的数据。算法会在你自知之前就知道你生病了，它们也会知道你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感染链可以被大大缩短，甚至完全切断。据称这样的系统可以在几天内阻止其追踪的疫情蔓延。听起来很棒，不是吗？

当然，不好的一面是，这将把一个可怕的全新的监控系统合法化。例如，如果你知道我点击了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链接，而不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链接，这会让你了解我的政治观点，甚至我的性格。但是如果你能监控我看视频时体温、血压和心率的变化，你就能了解是什么让我笑，什么让我哭，什么让我非常非常地生气。

要记住关键的一点，愤怒、快乐、厌倦和爱都是像发烧和咳嗽一样的生理现象。识别咳嗽的技术同样也可以识别笑。如果企业和政府开始大规模收集我们的生物识别数据，他们就能比我们更了解自己，因此他们不仅可以预测我们的感受，还可以操纵我们的感受，向我们出售任何他们想要出售的东西——无论是某个产品还是某个政客。生物特征监测将使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入侵策略看起来有如石器时代般古老。想象2030年的朝鲜，每个公民都必须一天24小时佩戴生物识别手环。如果你听了伟大领袖的演讲，而手环发现了愤怒的迹象，你就完了。

当然，你可以辩解，生物识别监控只不过是紧急状态之下的临时措施而已。一旦紧急状况结束，它就会解除。但是临时措施有一个令人生厌的倾向，它会在紧急状况结束之后继续存在，何况未来永远潜伏着新的紧急状况。例如，我的祖国以色列在1948年独立战争期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从而合法化了一系列临时措施，从新闻审查和土地征用到制作布丁的特殊法令（我不是在开玩笑）。独立战争早已胜利，但以色列从未宣布紧急状态的结束，也没有废除1948年的许多“临时”措施（紧急布丁法令幸运地在2011年被废除了）。

即使新冠病毒感染降至零，一些渴求数据的政府可能会辩称，他们需要保留生物识别监控系统，出于对第二轮冠状病毒的担忧，或者中非出现了埃博拉病毒的一种新毒株，又或者因为…… .你明白我的意思。近年来展开了一场有关我们隐私的大战。新冠病毒危机可能是这场战斗的转折点。因为当人们在隐私和健康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通常会选择健康。

事实上，要求人们在隐私和健康之间做出选择正是问题的根源。因为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们可以也应该同时享有隐私和健康。我们可以主动选择保护我们的健康，阻止新冠病毒的流行，但不是通过建立极权主义的监控制度，而是通过公民赋权。过去几周，遏制新冠病毒疫情蔓延最成功的当属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尽管这些国家（地区）使用了一些追踪应用程序，但它们更依赖于广泛的测试、如实的报告以及来自充分知情公众的自愿合作。

集中监控和严厉惩罚并不是让人们遵守有益规则的唯一方式。当人们知晓科学事实，当人们信任公共当局会告诉他们真相时，即便没有老大哥在背后紧盯着，公民也能够做正确的事情。一个自我激励、充分知情的群体通常比一个被监管、一无所知的群体更强大、更有效。

举个例子，用肥皂洗手，这是人类卫生史上最重大的进步之一。这个简单的行动每年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虽然现在我们觉得洗手理所当然，但是迟至19世纪科学家才发现用肥皂洗手的重要性。从前，就连从一个手术转到另一个手术的医生和护士都不洗手。今天，数十亿人每天洗手，不是因为他们害怕肥皂警察，而是因为他们理解科学事实。我用肥皂洗手，因为我听说过病毒和细菌，我知道这些微小的生物会导致疾病，而肥皂可以去除它们。

但是，要达到这样的遵守和合作水平，你需要信任。人们需要信任科学、政府和媒体。过去几年里，不负责任的政客们蓄意破坏了对科学、政府和媒体的信任。现在，同样这些不负责任的政客可能会试图走上威权主义的大道，辩称你无法相信公众会做正确的事情。

一般而言，已经被侵蚀多年的信任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重建。但现在不是正常时期。在危机时刻，人们的想法也可能迅速改变。你可能与你的兄弟姐妹龃龉多年，但是当某些紧急状况发生时，你会突然发现一个隐藏的信任和友善的水库，然后你会争先恐后地互帮互助。与其建立一个监控制度，还不如重建人们对科学、政府和媒体的信任。我们当然也需要利用新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应该赋权公众。我完全同意监测我的体温和血压，但是这些数据不应该被用来建立一个全能政府。相反，这些数据应该让我做出更明智的个人选择，也能让我们可以问责政府的决策。

如果我能一天24小时跟踪自己的健康状况，我不仅能知晓自己是否对他人健康构成威胁，还能了解哪些习惯有助于我的健康。如果我能获取并分析新冠病毒传播的可靠统计数据，我就能判断政府是否告知了真相，以及政府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来遏制流行病。当人们谈论监控时，请记住同样的监控技术不仅可以被政府用来监管个人，也可以被个人用来监管政府。

因此，新冠病毒流行病是对公民权的一次重大考验。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选择相信科学数据和医疗专家，而不是毫无根据的阴谋论和自私自利的政客。如果我们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放弃了最宝贵的自由，以为这是保护我们健康的唯一途径。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重要抉择是民族主义孤立还是全球团结。无论是流行病本身还是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都是全球性问题。只有全球合作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为了战胜病毒，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共享信息。这是人类相对于病毒的最大优势。中国的新冠病毒和美国的新冠病毒无法交换如何感染人类的技巧。但中国可以教美国许多关于新冠病毒以及如何应对它的宝贵经验。一位意大利医生清晨在米兰的发现有可能在晚上拯救德黑兰的生命。当英国政府在几项政策之间犹豫不决时，它可以从一个月前已经面临类似困境的韩国人那里听取建议。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全球合作和信任的精神。

各国应该乐意公开分享信息，虚心听取建议，并且应该能信任他们收到的数据和见解。我们还需要全球努力共同生产和分配医疗设备，特别是是检测试剂和呼吸机。与其每个国家都试图在本地生产，并囤积一切可得的设备，不如全球协同努力，大大加快生产，并确保救生设施得到更公平的分配。正如国家在战争期间将关键产业国有化一样，人类对抗新冠病毒的战争可能需要我们将关键生产线“人性化（humanize）”。一个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较少的富裕国家应该愿意运送珍贵医疗设备给一个疫情严重的贫穷国家，并相信如果随后它需要帮助，会有其他国家前来援助。

我们还可以考虑一种类似的全球努力来集中医务人力资源。目前受疫情影响较小的国家可以向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派遣医务人员，以便在他们急需时帮助他们，并获得宝贵经验。如果随后疫情的焦点转移，援助可能开始向相反方向流动。

在经济领域，全球合作也是至关重要的。鉴于经济和供应链的全球性质，如果每个政府完全不顾其他政府而行事，结果将是混乱和危机的加深。我们需要一项全球行动计划，现在马上就需要。

另一个要求是就旅行达成全球协议。暂停数月所有国际旅行将会造成巨大困难，并妨碍遏制新冠病毒的战争。各国需要合作，允许至少一小部分重要的旅行者继续跨境旅行：科学家、医生、记者、政治家和商人。这一点可以通过母国对旅行者进行预先筛查以达成全球协议。如果你知道只有经过仔细筛查的旅行者才被允许登机，你会更愿意接受他们入境。

不幸的是，目前各国几乎不做这些事情。国际社会陷入了集体瘫痪。房间里似乎没有成年人。人们本指望几周前就能看到全球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拿出一个共同的行动计划。七国集团领导人仅在本周组织了一次视频会议，但并未产生任何此类计划。

在以往的全球危机中——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美国扮演了全球领导者的角色。但现任美国政府已经放弃了领导人的职位。它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它关心的是美国的伟大，而不是人类的未来。

本届美国政府甚至放弃了最亲密的盟友。当它禁止所有来自欧盟的旅行时，它甚至都不提前通知欧盟——更别说就这一极端举措与欧盟磋商了。据称，美国向一家德国制药公司出价10亿美元买断一种新的新冠肺炎疫苗的垄断权，此举令德国感到愤慨。即使本届美国政府最终改变策略，拿出一个全球行动计划，恐怕也没有人会追随一个从不承担责任、从不承认错误、惯于把所有功劳都归自己、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别人的领导人。

如果美国留下的空白没有其他国家填补，不仅遏制当前疫情的难度会大得多，而且其遗留问题将在未来几年继续毒化国际关系。不过，每一次危机也是一次机会。我们必须寄望，当前的大流行病将有助于人类认识到全球不团结所带来的严重危险。

人类需要做出选择。我们是沿着不团结的道路前进，还是走上全球团结的道路？如果我们选择不团结，这不仅会延长危机，还可能导致未来更严重的大灾难。如果我们选择全球团结，这将不仅是对新冠病毒的胜利，也将是对21世纪未来所有可能袭击人类的流行病和危机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