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健康的方式生活如同养成新的习惯一样简单,并且绝不总是取决于纯粹的意志力。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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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年的新年决心是每天早上去跑步。开局很好,1月1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月2日,我打了个盹,又睡着了。我试着重新开始,我真的这样做了——我穿着运动服又躺下了。
我今年的新年决心是戒掉在手机上的漫无目的地浏览社交媒体。但是,当我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或者说,试图打破这一习惯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股力量横亘其间,这力量比我的意志力更强大。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还有很多人都在苦苦与之争斗。要不然,亚马逊“习惯自助”目录里就不会有6000多本书,也不会有那么多心理学家研究这个课题。
那么,他们能帮我维持今年的决心吗?
《习惯的力量》作者查尔斯•杜希格肯定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他告诉我:
“大量的研究”表明,新年决心是一种有效的变革方式:新年决心创造了一种期待和仪式感,而与特定日子的联系有助于让我们的经历融入前后叙述之中,进而让变化成为可能。“
“有些人决定在1月1日扔掉两块石头,并且终身不再背负这些;十年来每天抽两包烟的人决定明年就戒烟。”他说,任何人都可以改变任何的习惯,不管你年龄多大或行为多么根深蒂固。但是,众所周知,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新年决心总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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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新年决心失败之后,我们痛斥自己孱弱的自律;认为自己的意志力不够坚强,仿佛我们是一个不能到达终点的马拉松运动员。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于90年代后期提出的自我损耗理论的概念认为,自我控制的力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疲劳。这个概念塑造了我们的集体意识。
但是,新一代的心理学家无法重复证明鲍迈斯特“自我损耗”理论,这一理论模式正在遭受质疑。心理学家正在探索其他决定个体能否坚持自己目标的因素——包括他们的动机和环境。
德国西南部图宾根莱布尼茨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卡塔琳娜•伯内克解释说:“关于能耐或能力资源有限的概念—你的能力可以做到,也可能不行——其实是动机波动的事情。我们正在寻找一种新的理论,以便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一过程。”
南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和商学教授wendy wood认为,把新年决心的鸡蛋都放在意志力这唯一的篮子里,才是我们错误的根源。尽管研究表明,自制力持久的人往往更善于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他们有动机做好工作,他们就会有所表现。
她解释说,如果自制力持久的人想过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就会更多的锻炼——这并非因为他们用意志力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事实上,这是因为他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wood说:“这些人获得高分,在于他们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以及抵制诱惑的能力”。但是,“有趣的是,事情并不是因为这些而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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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到的是,自我控制能力很强的人并没有修通这些令人极度紧张的争斗,并因此吃得香,锻炼得更多,工作更努力。相反,他们所做的就是养成习惯。他们自动化的行为使得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所以,他们甚至在未加以思考这些之前,就执行这些自动化的行为了。这就是他们成功的原因:“这不是意志力,而是习惯。”
这一顿悟让畅销书《比从前更好》的作者gretchen rubin成为了美国的“快乐女王”。
“习惯是自由和活力,并且真得很强大。如果你想在生活中做一些事情——比如新年决心——习惯会让随之而来的损耗变得容易得多。他们使我们摆脱了做决定和使用自制力时的烦恼。”
有一位女性权威通过了解自己弱点、并战胜自己弱点而磨练了自己生活。rubin对她说:“我并没有决定在早上6点起床,那是我自然的习惯。”她说。
巴斯大学的心理学教授bas verplanken说:“如果决定去健身房是意识上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孱弱了,因为我们有一种奇妙的能力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去——比如,我们还不错,非常好。
惯常的行为会保护你不去思考”。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习惯呢?
首先,习惯都是自动发生的,是我们日常流程的一部分。第二,习惯经由环境中的线索触发,例如时间或地点。第三,每个习惯都有一个回报:当我们的大脑开始期待并渴望奖励时,它就会让行为自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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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higg告诉我,“由于过去十年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热潮,我们已经看到了理解习惯形成的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黄金时代”。
在19世纪上半叶,心理学研究关注的部分与verplanken所说的“引擎盖下正在发生的事情”相反——斯金纳引领的行为主义革命只专注于可观察的行为。
其次是认知革命,认知革命研究我们如何思考,而非习惯是如何工作的,而要研究习惯,就需要研究我们是如何避免思考的。
wood说:“直到本世纪末,我们才开始意识到大脑实际上是由多个相连的系统组成的,但也有些相互分割。以习惯的方式进行学习的神经系统就是其中之一,这一系统以自动化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行为中。突然间,习惯开始变得可信了。”
神经科学家把习惯放在了心理学雷达的探测之中。大脑扫描让人们了解了大脑最深、最黑暗角落未展现的机制,并且识别了行为成为习惯之时所激活的脑区。
wood说:“当我们做重复动作时,我们神经系统的各个方面建立了链接,同时,你可以真切地看到习惯在大脑之中的形成过程。
当扫描人们大脑的时候,大脑中的决策区域——前额叶皮层和海马就被激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你重复一个行为并持续的得到奖励后,激活区域更多的转移到了基底核区域,尤其是壳核部位,因为我们不再积极思考了;相应的,我们是基于习惯而做出了反应。
”wood的研究表明,我们每天43%的所作所为都只是出于习惯。她说:“这是一条捷径——如果你做了以前做过的事,在如此的情景之中,你会得到以前得到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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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higg说,这些见解对我们新一年的决心有着重要的意义。每个习惯都有三个组成部分:线索、自身的例程和回报。他说:“改变或控制你的习惯,很大一部分是对线索的诊断,而最重要的是例行的公事给你带来的回报”。
我让他扮演我的私人顾问,并且问他,怎么做才能打破我的玩手机的习惯。
“首先是表达的方式,”他说,“打破一种习惯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旦神经系统被线索、例程和回报设定,他们就会驻留留下来。与其说是想打破坏习惯,不如说我需要改变自己的习惯,我需要找到一个与旧线索对应的新程序,这个程序能提供我目前所得到的奖励。”。
我发现我的线索就是在沙发上窝一整天,但是我无法确定它给了我什么奖励。我猜想,当我在facebook上看我的朋友们的照片时,我是有偷窥的快感的。而且我对twitter上的文章感兴趣。
duhigg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他说:“你可以很容易地改变这个习惯。只需要花些时间去尝试其他的例行日程,看看什么能给你带来相同的回报。”
rubin的答案更为复杂。“没有一个万能的凯发k8旗舰厅的解决方案。否则,我们会找到这个魔幻的答案,”她说。
在她的《四种倾向》一书中,她根据我们对内在和外在期望的反应来划分人们的类别(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她的网站上有一个小测验)。她说,我们需要利用自己的倾向去学习如何最好地坚持自己的习惯。
她将我诊断我为一个尽责的人——一个满足外界期望但却抵制内心期望的人。这听上去是有道理的,而且她认为我去年在维持自己决心的过程中败得如此惨烈,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外部的责任义务。
如果我的安排是和一个朋友一起跑步,把内心的期待外化后,我可能就会更成功。
她还问我,为什么我在习惯于晚上锻炼的时候,却又决定在早上跑步?为什么我会在身体的锻炼中选择了跑步?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会出错:我一点儿都不了解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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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知道,大多数新年决心的失败是否都根源于此。那么制定或改变习惯的困难就成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即为什么我们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或者做自己没去做的事。
根据塔维斯托克的心理分析师兼顾问精神病学家david bell的说法,答案是阻抗。“弗洛伊德最具盛名的一个说法是,我们对变革的阻抗比我们的信念更顽固”他说。当我们的潜意识阻止我们做出有意识的改变时,阻抗便发生了。他说,不同的解决行为不会有帮助,可以帮助我们的是找出,我们何以如此。
“有时候,人们会因为自己无法理解的原因而害怕别人。”他说,“这些人性格中的这种倾向并不会通过不害怕别人的决定而被处理——他们需要理解这个问题的根源,而这需要更多的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把人格的成长当成神经系统回路的应对习惯的想法并不适合于bell的原因。
他说:“这样的想法可能对某些人有帮助,但我认为人类有丰富的主观生活,有些是自觉的,更多的是不自觉的。”他说,“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就像对待自己的思维一样,好像它就是一台需要修正的机器。我认为,机械化的自我思考是对一个人的疏离。”
他看到了这种自我提升策略的黑暗一面,如次的策略,描述了过去20年来愈演愈烈的文化转型,在此之中,有一个越来越大的压力,他说,
“把个人看作是个人,而不是决定和影响他们社会网络、文化、历史关系中的个人。这一切都伴随着希望将所有责任转移到个人身上,而且,随着社会和医疗福利体系的破坏,构成了我们思考彼此责任的基础。”
我问verplanken,鉴于所有这些心理学的进展,我是不是有更多的可能,能够比100年前的我更能坚持自己的新年决心?他的回答令我吃惊。“从本质上说,人性与100年前没有区别,我们建立联系的方式都是一样的。”他说,“我们很高兴地认为我们正在进步,我们进步的方式各种各样,但人性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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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和这些专家交谈过后,我感到一些变化。为什么我每天晚上都要拿起手机?因为我需要摆脱一天的压力,看手机是一个简便的办法——它带来了解脱。所以,我遵循duhigg的建议,尝试不同的、可以给我带来同样回报的行为:看电视、看小说、听播客。同样,我也遵循bell的建议,试图更深入地探讨为什么我一开始就如此焦虑?
我希望这最终能够使我更好地与自己和我所爱的人保持联系,而不是选择与世界脱钩。这是一份雄心,新年的决心需要践行,我对此感到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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