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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精神分析法好像是对二十世纪文明的革命性征服。我们将精神分析与遗传学或相对论相提并论。然而，比起其教育意义，另一些人则更加注意到精神分析法被用于邪途，因此认定精神分析是现代人类荒诞不经的行为。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忽略了精神分析法其实只是找出和运用新的术语来表述精神疾病的概念，而这些疾病可能在人类起源时就已经存在，我们所说的原始人类也一直在使用精神疗法，甚至经常使用让最杰出的当代医生目瞪口呆的技巧来完成。

几年前，几位瑞典人种学家收集并公布了居住在巴拿马海岸的库纳（cuna）印第安人使用精神疗法处理难产的漫长仪式。这个仪式是用宣叙调的方式进行，部落巫师或被专家称为萨满的巫医对病人清唱，为其治疗。他向病人轻吟：你的痛苦是因为主宰你生育的灵魂暂时离开你的身体。因为库纳印第安人认为人具有许多灵魂，每个灵魂主宰人体的一个功能。巫师告诉病人，她的灵魂被恶鬼引诱到冥间，然后极其详细地向病人叙述神奇的寻找丢失灵魂之旅，讲述他遇到的困难，碰到的敌人，然后如何用力量或计策战胜敌人，到达灵魂被囚禁的地方，最终成功地释放灵魂，让灵魂回到忍受痛苦的、躺着的身体。

萨满教巫医的疗法：精神分析疗法的前身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疗法是无效的，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还是有效的。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这种疗法的特点：首先，这种疗法完全是攻心治疗：既没有碰身体，也没有用毒品。巫师只是讲述或清唱，他相信这段讲述就能治愈患者。其次，这种疗法是医生与病人面对面进行。这并不是说社会团体的其他人不可以围观，就像我们在某些时候看到的那样。然而这两个人，一个是被整个部落认可的权威巫师，他代表的是社会权威和秩序的威严；另一个是患者，正忍受着我们所说的生理紊乱，而这种紊乱在当地人看来是由于人类社会受到幽灵组织的袭扰造成的。幽灵世界与灵魂世界是人体内性质相同的团体，本应正常联盟。印第安人认为，病痛完全是由于社会的无序所致，是由幽灵的野心、敌意或仇恨引发的，也就是说，是由具有心理和社会特征的动机导致的。

在讲述完病人的病因及其在冥间的历险经历后，巫师选取被视作整个社会团体财产的信条和神话中的典型例子，讲给围观的人群。此外，只有参加这种具有公共特征的治疗，年轻人才可以详细地初步学习集体信条。

上文指出的几个特点与精神分析治疗的特点非常相像。因此，这种疾病被认为由心理引发，采用的治疗方法也是从心理着手。由于出现一些难以掌控的症状或只是简单的思想混乱，病人感觉被社会团体排斥，于是请医生来帮助自己重新回到群体，而且医生的权威是得到社会团体认可的。这种疗法就是通过讲述无意识间埋藏在患者心里的事情来帮助他摆脱痛苦，这些事情尽管发生在很久以前，但仍然支配着患者的情感和行为。

然而，那个久远的年代发生了什么？那么久远，人们通常丢失了记忆，但仍然比近期发生的事情更能解释现在的病情特征。确切地说，就是社会学里说的传说。

相同和分歧

我们刚才分析的萨满教巫医的疗法与精神分析疗法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是医生讲述，而后者是由患者讲述。我们知道，称职的精神分析学家在治疗的大部分时间里总是保持沉默，他的角色就是激励患者讲出那个“他人”，甚至可以说是诱导患者，目的就是让患者将自己感受到的所有仇恨都转嫁到这个不知名的“他人”身上。这两种情况下的治疗手段都是制造幻象，所不同的是：对于库纳印第安人，这个幻象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传说，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因传统而流传下来的，巫师只是将这一幻象与某一特定的情况结合起来；为了让幻象更加明确，用患者能够理解的语言把这种痛苦表述出来，帮助患者指称病情，进而理解、最后战胜疾病。这种病痛的本义和引申义在那个时候都是难以用语言表述的。

精神分析疗法则恰恰相反，是患者编写自己的传说。如果我们稍加思索就会发现，这两种疗法的差别也没有那么大。因为精神分析疗法是将精神障碍的根源归结为极少数的几种情况，而患者的选择几乎全都与患者人生的最初经历或儿时与家人的关系有关。当患者能够顺利地用虚幻的语言表达难以表达或不可告人的困扰时（这时这两种疗法的结果是相同的），就会感到获得解脱。

发现上述两种疗法的相似之处后，我们只感到惊奇的是，一些经验非常丰富的心理学家访问印第安社会，为得是借助最现代的调查手段进行调查，最终他们发现自己的能力与印第安巫师没有多大的差别，甚至有时候还不如那些巫师。

这正是基尔顿•斯图亚特（kilton stewart）博士在最新出版的《俾格米人与梦中的巨人》（1954年，纽约）中讲述的轶事。他曾经去拜访菲律宾境内最古老的居民——尼格利陀人或俾格米人，为的是研究他们的精神结构，使用的是一些与精神分析疗法非常相似的手法。部落集团里的巫师们不仅接纳了他，而且很快就认定他也是一名巫师。可贵的是，他们主动以权威专家的身份和凭借对相关技术的了如指掌，参与到斯图亚特博士的分析工作当中。

我刚才强调，萨满教巫医的疗法具有公共特征。社会团体的其他成员也通过这些疗法逐渐相信，当身体不适来袭时，这些不适就是通过他们熟悉的方法来折磨他们的。此外，他们能预见治疗的所有步骤，所以自愿参与治疗，分节律唱出他们的鼓励，帮助病人收集记忆。

正如斯图亚特博士在这个问题上指出，我们已经不再停留在精神分析疗法的范围，而是在这种疗法的最新发展阶段：团体精神疗法。团体精神疗法最著名的形式之一就是心理剧。在剧中，社会团体中的几个人同意扮演病人生活中的几个人物，以便帮助病人更清晰地回忆起痛苦往事，进而消除自己的痛苦。然而，这种集体参与只有在病人的情况具有社会性时才可能进行。这时，其他人才能成功地参与演出，因为病人的遭遇也是他们都经历过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的社会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对于每个人都具有广泛性，所有人都有类似的经历。由此可见，精神分析疗法帮助病人回想已经遗忘的处境的特征是多么虚幻，虽然这一特征既深刻又个人化。甚至我们此前提到的精神分析法与萨满教巫医疗法的差别都不存在了。

斯图亚特博士在书中写道：“与巴黎和维也纳的精神病学者一样，尼格利陀的精神病学者帮助病人回想起遥远的、被遗忘的过去的情景和发生的事情，以及通过他现在的性格所表现出来的藏在内心最深处的最早期的痛苦经历。”

将精神障碍变成艺术作品

至少从某个角度看，印第安人的技术似乎比我们的更大胆，更有影响力。斯图亚特博士对所谓的不开化民族做了一个试验。当病人毫无条理地讲述自己的过去时，当病人把自己与父亲的不和转换为参观死人城的幻觉时，他想把病人从幻想状态中拉出来，但他的印第安同仁阻止了他。他们说，为了彻底治愈病人，就得让病人的病态思维向那些遇难者敬献祭品，并以踩着鼓面的新节奏唱歌或跳舞的形式进行。根据印第安人的说法，只消除由疾病导致的社会劣等性还不够，这种劣等性应该向正面优势转变，也就是我们所知的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所具有的本质——社会优越性。

也许，不寻常的心理平衡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有许多天才曾被当作是疯子：热拉尔•德•奈瓦尔、凡高等等。好在我们有时会原谅他们的癫狂，因为癫狂是伟大艺术家的特点。但对于这个问题，那些住在巴坦丛林中的贫穷的尼格利陀人甚至比我们看得深远得多，他们知道精神障碍对于个人身体有害，因为他是疾病的受害者；对于集体也没有好处，因为集体需要所有人健康合作；所以他们认为消除精神障碍的方法在于将这种障碍转化为艺术创作，当然这种方法很少被我们所采用，但这却是郁特里约作品问世的原因。可见，远古的精神病学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在许多方面都超前于我们，这足以说明这种古老的方法在那个时代是何等现代，即使到了近代也很先进。传统是如此厚重，难以动摇。不像我们只会将精神病人用锁链束缚，让他们忍受饥饿，而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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