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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是在区分自我和他人的基础上对他人情绪的体验和理解，共情既是一种人格特质，也是一种心理过程。共情的结构和功能是近年来发展心理学、比较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焦点之一。共情不是一个单维的心理结构，而是包含着自下而上的情绪分享过程和自上而下的认知调节过程。情绪分享过程是刺激驱动的自动化的过程，而认知调节过程会对情绪分享过程产生调节作用，两个过程既彼此独立又互相作用，以确保个体社会适应的灵活性。两个过程的不平衡可能会导致社会适应问题，甚至引发心理疾病。

共情是理解和分享他人感受并对他人的处境做出适当反应的能力。共情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涉及到个体社会性的方方面面。共情既可以作为一种特质，也可以作为一种状态而存在。首先，共情可以是一种人格特质或者一般性的能力，是一种“了解他人的内部感受”、“感受他人情绪”的能力和倾向。确实，共情是一种跨情境的特征，且存在稳定的个体差异，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更容易产生共情、更倾向于采取亲社会的行为方式，且共情还和某些人格特征有关系。其次，共情还是情景特异化的认知一情感状态，不论是共情的认知方面还是情感方面，产生共情体验最终取决于当时的情境；并需要一个过程。

在文献中，研究者常常从不同的角度强调共情的不同方面：有的研究者认为共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强调共情中人类独一无二的意识和认知成分；也有研究者认为共情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强调共情最简单的、甚至是细胞水平的功能。但更多研究者主张共情是自下而上的情绪分享过程和自上而下的认知调节过程互相作用的结果。如davis通过因素分析指出共情有四种基本成分：共情关注(empathic concern)、个人悲伤(personal distress)、共情想象(empathic fanta-cy)和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前三个是共情的情绪成分，而观点采择是共情的认知成分。decety使用脑成像的方法证实了共情的认知和情绪成分。fan和han的erp研究表明，共情的早成分是一个情绪分享的过程，晚成分是一个认知调节的过程；而smith和de waal从演化的角度阐释了共情的认知一情绪成分假设。其中dewaal的套娃模型(the russian doll model of em—pathy and imitation)指出，共情不是一个全或无的现象，而是从单纯的情绪感染到充分理解他人的处境，中间有很多种不同的层次，情绪分享处于共情的核心，是共情最简单和最古老的一种形式；认知成分出现较晚且比较复杂，处于共情的外层。尽管对共情的定义不尽一致，但综合比较以上观点，任何一个情境中个体所产生的共情都包含着自下而上的情绪分享过程和自上而下的认知调节过程，只是在不同的情境中，二者的比重不一样；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不是静态和孤立的，二者彼此独立但互相补充，以保证个体对社会生活最大的适应性。

自下而上的情绪分享过程

共情是对他人情绪的分享，这种情绪分享是不由自主地产生的，人们无法随意控制其发生和强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共情是刺激驱动的自动化的过程，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

decety等人认为，自下而上的共情过程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情绪的感染，第二个阶段是在情绪感染的基础上形成的有意识情绪分享。当人们看见他人处于一定的动作状态或者情绪状态中时，感觉输入会自动激活个体的镜像匹配系统，从而产生自动化模仿和情绪的感染，这可能是共情最基础的形式。如观察者会对他人的表情、声调、姿势和动作进行自动模仿，产生同步动作。出生仅几个小时的婴儿就能够跟随成年人的面部表情产生嘴部和面部的运动。实验中给成年人快速呈现高兴、愤怒、恐惧等面部表情，使被试无法意识到刺激的存在，但依然能够在被试的面部记录到相应表情的肌电，这说明人类能够快速地“捕捉”到环境中的情绪信息并对其做出自动化的反应。preston和de waal将情绪感染的作用概括为知觉一行动机制(perception-action mechanisms)，即自我体验、观察和想象他人体验某种情绪将自动和无意识地激活相同的神经表征，有关疼痛觉、味觉、触觉和听觉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都支持这一假设。用这个机制能够解释动物和人类的一些基本行为，如发出警报、社会促进和情绪共鸣、母婴反应性和竞争者一捕食者模型等，这些对于群体的生存繁衍都是至关重要的。情绪感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个人悲伤，看到他人的不幸，观察者会不由自主地想象自己处在相同的情境中会怎么样，从而产生和受害者相似的情绪体验。总之，在情绪分享的初级阶段，共情是指向于自我的，自我的痛苦和悲哀与对他人痛苦、悲哀是同质的。在自我和他人分享表征形成的基础之上，原本指向自我的共情成分中分化出了更高级的共情，即共情关注。共情关注是指向他人的共情成分，会使个体产生担心、同情等情绪，从而促进亲社会行为。

共情中自下而上的情绪分享过程对个体的生存具有巨大的价值。一方面，情绪分享能帮助个体在危险情况下提高生存机会，如看见他人的恐惧表情不仅会自动地激活个体的内部感受器，还激活了杏仁核等和恐惧、愤怒情绪有关的脑区，并同时激活了表征动作和运动的脑区。也就是说，我们的脑不仅能使我们感受到他人的恐惧情绪，还预设了有关的动作程序，能够自动化地产生防御和退缩的准备，从而提高了人们的生存适应性。另一方面，情绪分享能够增加亲密感，促进人际交流。具有更高的特质性共情的人更容易无意识地模仿他人，而那些倾向于无意识模仿他人姿势、手势和声调等特征的人更受欢迎。最近的研究也表明，镜像神经元的激活程度和儿童的人际能力有显著的正相关。

自上而下的认知调节过程

尽管共情建立在自下而上刺激驱动的过程之上，但如果说共情可以不分对象不分场合无限制地产生，也不符合人们的常识。共情是要付出很多代价的，日常生活中，人们不可能对所有的人产生共情并对他们提供帮助，在不同的情境下对不同的对象，会给予不同的共情反应。共情不是对他人情绪和感受的刻板复制，在共情的过程中，认知因素不断自上而下地对情绪共情产生调节。

decety认为，在执行功能发展的基础上个体逐渐具有心理理论和观点采择等认知能力，能够对情绪分享过程产生自上而下的调节。这种调节既发生在无意识的情绪感染阶段，也发生在有意识的共情关注阶段。

首先，自上而下的过程能够调节无意识的情绪感染。共情者对环境、自我和他人关系的内隐评估能够无意识地调节共情的程度。seifritz等发现成年人对其他婴儿的笑反应更强烈，而对自己孩子的哭显示了更强的反应，这表明对自己和他人不同关系的认识以及个人的经验会影响情绪的分享。noriuchi、kikuchi和senoo的fmri研究发现，观看自己孩子的影片能激活母亲的背侧眶额皮层、尾状核等和认知加工有关的脑区，而观看其他孩子的影片则没有这种效果，说明情绪的分享受到高度精细化的神经机制的调节。singer等人发现将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评价为竞争性的关系会导致不对称的情感反应，如被试观察竞争者接受疼痛刺激会产生较少的悲伤情绪，看见他们处于愉快的情况中时则产生了不愉快的情绪反应；而合作性的关系则会导致对称的情绪。人们还可以通过注意来调节情绪的分享。gu和han要求被试观看描述手接受疼痛刺激的图片和影片，一部分被试观看的时候要对疼痛程度进行评定，另一部分被试要报告图片和卡通片中有多少只手，成像结果表明注意疼痛程度(评定任务)比注意中性刺激(数数任务)会诱发更强烈的情绪分享。一些专家能够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共情反应，如cheng等人以及de-cety、yang和cheng[aa]的研究中，使用针刺疗法的医师和控制组被试观看人体接受针刺的影片，和控制组被试不同，影片没有激活医师和共情有关的脑区，而是激活了和情绪调节有关的脑区。经验也会影响我们和他人产生情绪分享。例如，在一个游戏情景中，让被试带上厚厚的塑胶手套体验老年人的手已经不再灵活的感受，通过染色镜头体会老年白内障的感受，通过这些方式让被试了解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和问题，能够增加被试对于老年人的共情和关心。

其次，有意识的共情关注会受到自上而下的认知过程的调节。feshbach和roe发现观点采择和情绪共情有显著相关，因为观点采择能够增加个体对他人情绪和情感的理解，从而增加个体对他人作出共情反应的可能性。feshbach认为角色采择是情绪分享的前提条件，hoffman等研究者则认为角色采择是共情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二者之间的相关是由于二者之间有共同的变量，如想象技能。hgkansson发现，不同的观点采择方式会引发不同的情绪共情，想象他人会引发共情关注，而想象自我会引发个人悲伤。lamm、bat-son和decety要求被试分别想象自己和他人受到疼痛刺激，发现将自己投射到让人不愉快的情境中将导致很高的个人悲伤和很低的共情关注，而关注他人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则将产生很高的共情关注和较低的个人悲伤，且自我观点采择条件下比想象他人处于这样的情境之中会诱发更强烈的恐惧和不愉快的情绪，诱发杏仁核更强烈的激活(杏仁核在恐惧、愤怒等情绪的知觉和评估中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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