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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杀不死我的必使我强大

作者: [英] 史蒂芬·约瑟夫

副标题: 创伤后成长心理学

原作名: what doesn’t kill us: the new psychology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我们要将注意力从神经生物学转移到人类行为研究上来，就不能不提到马蒂·霍洛维茨教授（mardi horowitz）。他是创伤研究领域的世界级顶尖专家，他把人类抚平心理创伤的过程划分为下列5个阶段：

●痛哭（outcry）

●麻木和抗拒（numbness and denial）

●入侵式回忆（intrusive re-experiencing）

●理解创伤（working through）

●抚平创伤（completion）

然而这5个阶段不是固定不变的，并非所有人都会照此顺序走完自己的心路历程。有人可能会跳过其中几步，或者代之以其他途径。霍洛维茨教授的理论最为人称道之处在于，他为我们了解创伤康复背后的心理过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方法。

很多人在经历创伤之后，都会立即进入霍洛维茨所谓的“痛哭”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人常会惊惶不安。我曾经接待过一位女士琳恩，她当时刚好处于这样的心理状态。

有一天，她在结束漫长的工作之后终于能回家了，却赶上糟糕的交通。最终走进家门时，她已经筋疲力竭。她把挎包扔在门口，径直走向冰箱，给自己倒上一杯酒。这时她才发现丈夫还没有回家，家里出奇地冷清。她打开取暖设备，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但她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她走进厨房，发现桌上有张字条，是丈夫留给她的。他说，他曾经是那么爱她，但他不能再继续维持这段婚姻了，他爱上了别人。他在当天早些时候已经搬走了。

琳恩至今还记得自己当时的感受：她觉得脚下的地板忽然张开大口，她的心脏开始狂跳，她甚至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心脏病发作了！——这让她吓坏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琳恩一直像母亲腹中的胎儿一样蜷缩在床上，有时流泪痛哭，有时大声尖叫。她不能相信自己和迈克尔的婚姻已经走到尽头。“我甚至都无法站起来。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在那几天里，我一直昏昏沉沉的。我无法相信这一切。有时候，我会长久地坐在那里，眼光呆滞，盯着一片虚空；有时候，我会忽然想起，他离开我了。”

“痛哭”阶段过去之后，与创伤有关的想法、影像和记忆，会如潮水一般汹涌而来。它们是如此令人沮丧，以致大脑会自动开启防御机制，将它们挡在意识之外。于是我们就来到了第二个阶段：“麻木和抗拒”。

麻木和抗拒，是重要的自我保护机制。有人在回忆创伤事件的时候，就好像一个自己在演舞台剧，而另一个自己从远处冷眼旁观；又或者如同做梦一般。上述反应都是我们在面对巨大心理压力时的自我保护方式。自我保护还表现为感情麻木。正如一位女士所说的：“我感到自己心如铁石。我把自己的内心完全封闭起来……在周围筑起一道耶利哥之墙（walls of jericho）。对我来说，这是应对创伤的唯一方式。”

有时候创伤事件给人带来的打击实在太大，以至于早在痛哭阶段之前，有人可能就已经开始抗拒事实。在《我还活着》（i am alive）一书中，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基蒂·哈特（kitty hart）这样描述自己刚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时表现出的抗拒：

我耳目所及的，只有尖叫、死亡和喷着浓烟的焚尸炉。黑沉的煤渣和焚尸的气味充满空气……这就像是一场可怕的噩梦。过了好几个星期以后，我才能真正相信这发生的一切。

但是，抗拒和麻木（更常见的说法是“回避”）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就算我们能暂时将记忆封闭，不让它流入认知，但我们的记忆实在太过强大，它总有一刻会突破封锁。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压制记忆，不去积极处理，总有一天它会把我们的意志击溃。研究显示，如果我们刻意压制负面感觉，反而可能会提升它出现的频率——这就是所谓的“回跳效应”（rebound effect），也就是霍洛维茨所说的第三阶段：“入侵式回忆”。

研究者把回跳效应比作一个不受欢迎的室友。假设某栋公寓楼里住着一群租客，他们集体同意将其中一个房客赶出去。有一天，他们趁这个不受欢迎的家伙出门的时候换了外面大门的门锁。他回来后发现进不去了，于是用力敲门。门里的人则装作没听见。他怕自己的动静不够大，就越发用力，但这样也没用。最后他敲累了，坐在门前台阶上睡着了。其他房客听见外面安静下来，都认为他已经走掉了。但是过了不久，敲门声又重新响起，而且比以前更大了。不久后门外又归于沉寂。其他房客心想：这下可好了，讨厌的家伙终于走掉了！但是安静并没有持续太久，那个不受欢迎的房客突然打破窗户冲了进来！回忆是痛苦的，但如果我们不想让回跳发生，就必须勇敢直面。

人们常会在抗拒和入侵式回忆这两个阶段之间来回摇摆。大多数人都能鼓起勇气，尝试把与创伤有关的信息存入长期记忆，但是这个过程实在太过痛苦，一次只能完成一小步。想起一点，就忘记一点——这就是所谓的“理解创伤”。

“理解创伤”阶段开始之后，人们似乎把自己的感觉隔离起来。他们就好像化身成为旁观者，从远处遥望自己经历过的创伤事件，或者仿佛身在梦中——也许大脑是在通过这种方式调节创伤压力，不致一时之间给人造成太大冲击。我们不断努力理解创伤的同时，先前的抗拒心理和入侵式回忆逐渐褪去。

于是我们就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抚平创伤”。储存在短期记忆中的创伤回忆，在此阶段终于被转存为长期记忆。

大多数人都能成功度过回避和入侵式回忆阶段，但有人在最开始的痛哭阶段就卡住了，也有人卡在了回避或入侵式回忆阶段，或是在二者之间来回摇摆。

人们难免会为此感到烦恼和恐惧，如果他们不明白自己出了什么状况，困境只会更加严重，人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要发疯了。霍洛维茨教授的理论帮助我们认识到，创伤后心理压力其实是一种正常而自然的认知过程，人需要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去理解创伤、整合记忆。

补充：译者后记

美剧《犯罪心理》中的连环杀手佩罗塔，曾经告诉行为分析员哈奇，自己童年时饱尝家暴的痛苦。他将自己后来的人生归咎于童年的创伤，因此断言：“所有小时候受过虐待的人，以后都会变成连环杀手。”但是哈奇说：“不，只有一些人长大后变成了连环杀手……还有一些人长大后变成了抓他们的人。”（natural born killer）

并不是每个人都经历过坎坷的童年，但是古往今来，鲜有人在生命中不曾遭遇艰难和磨难，不曾体会创伤的滋味。创伤的形态多种多样，个人的感受也不尽相同。校园暴力、朋友背叛、亲人离世、婚姻破裂、疾病、难产、自然灾害、汽车事故，都可能给我们的心灵留下难以愈合的伤口——这也是“创伤”这个词语的本意。创伤让人悲伤，让人产生幸存者的负疚感，让人不断闪回，让人噩梦连连，让人过度警觉，让人无法忘怀。但是创伤不一定会毁掉人的一生。逆境可以成为孕育心理幸福的土壤，创伤后应激反应也可以成为个人成长的引擎。

这就是本书作者史蒂芬·约瑟夫博士想通过本书传达的理念。

什么是创伤后成长？科学家发现，人在经历创伤事件之后，可能会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改变对自我的看法，甚至转变自己的人生观念。有人说，他们更加重视友情和亲情，更有归属感，更渴望亲密的联系；有人说，他们认识到了个人的弱点和局限，更懂得感激；还有人说，他们更加珍惜每一天的时光，更清楚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在经历创伤之后过上了更有意义的生活。

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有科学家开始关注创伤后的积极心理变化。他们提出了许多衡量心理成长的方法，比如约瑟夫博士的“观念变化问卷”（changes in outlook questionnaire）和“创伤后心理幸福感变化问卷”（psychological well-being post-traumatic changes questionnaire），卡尔霍恩和泰德斯奇的“创伤后成长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还有帕克等人的“压力成长量表"（stress related growth scale）。在这些工具的帮助下，科学家通过大量研究发现，创伤后成长现象并不是少数人的例外，而是一个普遍现象；他们调查了交通事故、自然灾难、人际关系问题、疾病和其他悲剧性的人生经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幸存者中有30-70%的人说，他们体会到了某些积极的变化。

本书作者约瑟夫博士，是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心理学、健康和社会关怀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积极心理学、心理治疗和精神创伤相关研究，是创伤后成长领域的先锋人物。他发现，那些在经历创伤之后努力恢复生活原状的人，精神状态往往大不如前；而勇于接受创伤、改变自己、接纳新生活的人，会变得更加坚韧顽强。假设精神世界是一个美丽的花瓶，创伤会把它摔成碎片。就算你把碎片重新拼成花瓶的原貌，你仍然无法消去上面的裂痕，你的花瓶远比过去更加脆弱。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但是你可以改变未来。你可以捡起花瓶的碎片，拼出一副漂亮的马赛克。约瑟夫博士认为，创伤后成长的关键在于我们对创伤的理解。我们需要从过往的经历中寻找意义，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前行的力量；我们需要承担起自己心理康复的责任，留心积极的变化，把自己引向恢复和成长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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